春天的故事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逐步扭转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蓬勃开展，有力地推动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这种思想解放的洪流，不断推动经济建设和各项建设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酝酿着农业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这些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及其深远意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小岗村之变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起始于安徽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极左思潮带来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脱离实际的做法，给农村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1978年，旱涝等自然灾害侵蚀下的安徽，贫穷和饥饿像恶魔一样困扰着每一个人，家家户户都在为生计发愁，生产队每天一起劳动，却收不到粮食、吃不饱饭，食不果腹的小岗人为了吃饱肚子终于忍不住了。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这是一个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的秘密契约。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召集全村18户村民冒着犯罪坐牢的危险，在这份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当晚，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开启。次年，小岗村便迎来丰收，粮食总产达13.3万斤。小岗村的经验引起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高度重视和肯定。可以说，没有万里，就没有小岗村。万里到小岗村生产队视察时，听了严宏昌汇报大包干的相关情况时，明确表示：“做得好，我早就想这样做了。”
宛如一声春雷，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从此拉开，彻底打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18枚红手印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改革开放40余年后的今天，“大包干”契约作为改革开放珍贵文物，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彰显了小岗村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和中国改革标志的历史地位。现在通过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开办农家乐和发展农村电商等，小岗村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在前列。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村考察时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小岗村“大包干”十八位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如果小岗村变革是改革开放实践的探索，那么“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改革开放理论引导的前奏。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党内仍有人继续坚持“左”的方针，阻挠改正过去“左”的错误。时任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过的、讲过的不能改”。汪东兴把这个观点写入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至此形成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实际上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针对“两个凡是”而言的。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再次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为人民所接受和肯定。这场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理论准备，对于端正思想路线，纠正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方面，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会议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坚持党的八大确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正确路线。
3. 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从中央贯彻到各级的较长的过程。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成果。
4.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纠正了错误。
5.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讨论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6.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会议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