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
——文化大革命和党的九大
“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文化大革命”就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犯下的一个令人沉痛的错误。我们必须正视这段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历史，从中汲取教训，才能避免在以后的前进道路上重蹈覆辙。
——文化大革命。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同志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此文是江青密谋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文革错误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林彪等人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中央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首先是1959年的反右扩大化给文化大革命做了铺垫，1959年，毛泽东发表文章，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动员社会各界给党提意见，本意是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但是被一些别有用心，对共产党有意见的少数人利用，演变为对党的攻击，甚至提出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公开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即洞察了这些问题，组织开展反右派斗争。原本反右派斗争是打击那些别有用心、恶毒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少数坏分子，但是运动后来失控，反右扩大化，原定全国处理右派分子5000人，结果发展到50多万人，很多对共产党领导怀有满腔热忱，仅仅提了一点意见的人，也纷纷被打成右派关入牛棚。甚至连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被打成右派，免去一切职务。反右扩大化，实际上是党内个人迷信、一言堂造成的，实际上已经为“文化大革命"做好了铺垫。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同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党内一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恣意妄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而后，十年动乱，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一直统领中国，中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文革期间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实际上给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2200万党员绝大多数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与会代表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19%，仅为原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29%。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由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不设书记处。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也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宣读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伟大意义”，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毛泽东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即使对他来说也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落空。九大的召开，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林彪集团的覆灭。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权势膨胀，与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妄图暗杀毛泽东，提前“接班”。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事件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随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巨星陨落，否极泰来。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人民群众巨大悲痛之时，“四人帮”却发出禁令压制悼念活动，并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爆发。同年7月6日，朱德逝世，28日唐山大地震。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至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先后覆灭，“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此结束。我们党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和严重挫折后，义无反顾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革之路。
